8“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李嘉诚

2004年3月出版的《李嘉诚经商自白书》引起了强烈的市场反响。

“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这是李嘉诚对成功的体会、理解和概括。

赚更多的钱，是许多人的梦想。因此，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等人在中国乃至全球永远不乏崇拜者，而华人首富李嘉诚，更是成了华人的财富偶像。

之所以李嘉诚的故事更动人，因为他的成功经验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力量，勤奋、节俭、义气、礼让、隐忍、平和、诚敬……。而且，李嘉诚完全是白手起家，这更增加了他的故事的魅力。

李嘉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创造了一套商业文化和哲学。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学习李嘉诚，却只出了一个李嘉诚呢？

大概是因为，知道李嘉诚怎么做容易，真正学到李嘉诚怎么做，能理解李嘉诚为什么这样做，那是难上加难。大多数崇拜者，其实只愿意拥有李嘉诚的财富，而不愿意付出李嘉诚般的辛苦。如果他们知道李嘉诚富可敌国之后，还那么勤勉、节俭，怕是更觉得没什么趣味了。

就算是事业心很强的企业家，学习李嘉诚，或许也更乐意去学习他的远见、洞察力、技巧、捕捉机会能力，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商业哲学——却甚至不是能学得来的。

李嘉诚的成功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李嘉诚的不易学习，也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尴尬处境。

9“班长不是家长，班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搞好团结，调动大家积极性。”——赵勇

2004年7月9日，长虹召开历史性的大会，标志着长虹“教父”倪润峰正式隐退，“少帅”赵勇重回长虹，并执掌最高权力。

赵勇在会上一再声称，在新班子里，他是个班长，“班长不是家长，班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搞好团结，调动大家积极性。”

如果对长虹情况不加了解，人们可能觉得，要么赵勇是个保守持重、不思进取的和事佬；要么赵勇对倪润峰长期以来的家长地位和做派已经深恶痛绝，故以这种方式表明其要革过去的命，开辟长虹新时代。

事实上，是因为长虹目前面临着空前的凝聚力危机，赵勇才不得不作此强调的。

20年来，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虹品牌越来越响；另一方面，在国企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之下，长虹公司积淀的问题越来越多。如干部队伍老化，用人机制呆滞，新老交替无法实现。

3年前，赵勇在长虹一进一退，就是因为，离了倪润峰，长虹便没有了核心。当时长虹老臣袁邦伟主政长虹集团，赵勇领军长虹股份，双方互不买账，不仅在内部打架，在市场上也打架，乱成一锅粥。

因此，此番复出的赵勇意识到，只有保持新老干部的稳定、团结、协调，长虹才有新时代。作为年轻人，赵勇自知不如倪润峰的威信高。加上今日长虹已非昨日长虹，今日市场也已非昨日市场，集体领导、民主管理是大势所趋，赵勇不得不顺势而为。

在中国的企业中，赵勇的无奈恐怕不只是个别现象。

随着更多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更多民营企业试图摆脱家族模式，“家长制”企业管理必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10“金融风险太大了，还是做实业稳当，这次事情过去后再也不搞金融了。” ——唐万里

2004年4月，亚星客车集团董事长李学勤，向德隆公司绝食讨债，引起了媒体关注。

亚星曾将7000万元资金委托给新疆屯河控股的新疆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国债，该项委托合同早在2003年8月就已经到期，至今本息没有拿到，李学勤自感重责难逃，于是出此下策。

据报道，送走嚎啕大哭的李学勤，唐万里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金融风险太大了，还是做实业稳当，这次事情过去后再也不搞金融了。”

唐万里的幡然悔悟没能挽救德隆，这个庞然大物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造成德隆悲惨结局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原因是金融，或者说是产融结合；深层次原因和外部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和民营企业资金困境。

凡做企业的人，很少有人不想着把企业做大的。尤其在中国，企业做大了，不仅意味着谈判能力和竞争力相应提高，也意味着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而谋求向金融领域突围是企业做大的“捷径”。德隆的产融结合做法，一度使它攻无不克，不仅迅速将企业做大，而且还成为产业整合的典范。

另一方面，金融是企业的血液。在中国现有金融体制下，企业面临着诸多融资障碍，即便为了企业正常、理性发展，往往也需要采取非正常融资手段。于是，向金融业渗透，建立企业自己的“血库”成为时尚。

错不在金融或产融结合本身，而在于企业的选择有被迫或非理性因素在其中。全球知名企业中，也有产融结合做得很成功的，比如GE.但GE经验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严格的管理。

所谓管理，核心有两条，一是透明化，二是风险防范。